第八章

　　一

　　儘管市中心醫院的高幹病房要比普通病房的條件好得多，安靜得多，高伯年還是覺得整天醫生、護士進進出出，打針、吃藥，弄得他心裡亂糟糟的。

　　他幾次要求出院，都被主任醫生婉言拒絕了，心臟病的急性發作，對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是個危險的徵兆，預示著人的生命從此踏到一條安危莫測的紅線上。高伯年這是第一次發病，發現和治療得還算及時，危險期還沒有完全過去，醫生不能輕易放他出院。

　　高伯年感到亂，並非環境不安靜，而是他心裡不安靜。

　　他病倒了。市委的工作由一位副書記主持。市委常委會出於對高伯年健康的考慮做出決定，高伯年住院時間，市委工作一律不向他請示，只有重大人事安排問題才等他出院後再定。高伯年對這條規定又很不放心。

　　他擔心自己病倒後市委的工作會停滯下來，又擔心他不在，很多工作會亂了套。他感到自己離不開工作，市委也離不開他。

　　一般群眾不了解市委書記每天的工作情況，他們以為他這個市委書記天天優哉游哉的呢。這種認識，老婆說過，女兒說過，甚至這次住了院，醫生護士言談話語中也有所流露。他們似乎覺著市委書記完全是可有可無的人物，多他多道關，無他地球照樣轉。「你們不就是成天開會、發文件、做報告，說一些聽著有道理，幹起來又摸不著門的原則話嘛。」女兒的話代表了一般群眾的意向。由此，他們便推論市委書記的時間是相當富裕的。手下有的是幹部和秘書，生活有人料理，講話有人寫稿，整天無非是聽聽彙報，看看文件，然後就去釣魚，療養，吃些延年益壽的高級補養品。

　　相反，群眾卻覺得市長很忙，因為群眾在報紙、電台、電視台，經常看到的是市長們在那裡抓生產、抓生活、抓治安、抓衛生、抓服務態度、抓計劃生育、抓住宅建設……這些都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市政府的形象是干實事的。

　　高伯年很反感群眾這種無知和錯誤的理解，每每聽到類似的議論，他都感到心裡冒火，市政府是市委領導下的政府，市裡一切大政方針不都是市委制定的？市裡的重大工作無一不凝聚著他的心血。市政府、區政府兩級幹部班子都是由他親自主持，一個個考察、篩選出來的。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是由精神去支配的，還有什麼工作比管人、從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更重要、更複雜的呢？

　　他是市委書記，每天要處理的問題很多，從沒有閑時間去釣魚。他也沒吃過什麼特殊的禮品，他最喜歡吃老家帶來的新玉米面菜糊和兩面發糕。這或許在人們天天吃細糧的時代顯得與家人和大多數市民有所不同，倒是閻鴻喚卻一次次地去參加大宴會，小宴會。

　　想到閻鴻喚，他心情更難以平靜。一山不能有二虎，閻鴻喚這隻虎是他推薦到山上來的。他曾經欣賞過閻鴻喚，尤其是他的那種銳不可當的氣魄。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隻他抬舉上山的虎居然與他爭起雄來。

　　市長擴大會的情況，他聽說了。閻鴻喚也派人將方案送到了他的辦公室，但他沒看。因為這都是些天方夜譚，是痴人說夢，他根本不用看。他原打算在市常委會上再次否決閻鴻喚的方案。他要對他的城市負責。可現在住進了醫院，既然常委會決定不讓他過問工作，他就不必為那個方案操心了。反正他表示過反對意見，常委會非正式否決過，將來出現的一切嚴重後果，由閻鴻喚自己負責。在他住院的轉天，他就把這個意思讓秘書轉達主持市委工作的副書記。他覺得自己的態度也許會迫使閻鴻喚主動放棄那個不切實際的方案。

　　他還在關心普店街。普店街讓他心裡覺得欠著一筆賬。這筆賬來自一位戰友的臨終囑託。

　　這戰友是他當偵察營長時手下的一個排長，叫楊德和，解放後，他帶著這位排長一起進了城。楊德和分配在西市區公安分局當副局長，高伯年在工業局當局長。幾年後楊德和得了肺結核，沒有來得及成個家就去世了。臨終前，他對高伯年一再囑託，讓他關心普店街，把普店街的群眾生活照顧好。楊德和為什麼這樣關注普店街，他沒來得及問，他只是連連點頭答應了。六三年發大水時，他去普店街救災，面對泡在水中的市民，他想起了楊德和的囑託，再一次對群眾許諾了。他從局長升為市委書記，二十八年彈指一揮間，他為市民群眾做了些什麼？只有空空的許諾，看到此次泡在水裡的群眾，他覺得內心有愧。

　　但他又覺得無愧。街黨委書記來看望他，告訴他由於市委書記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來到他們中間，民心大為安定，精神倍受鼓舞，只用了兩天半的時間就排除了積水，普店街全體群眾向他表示感謝和問候。

　　高伯年不知道街黨委書記的話里含有恭維和誇張的成分，但他自信，那一片汪洋大海，只用了兩天半就還原成陸地，他病倒的價值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一個小護士推門進來，為高伯年送葯。

　　他接過小護士遞過來的水杯，把藥片送下肚，再把杯子還給她，然後隨手拿起床頭柜上的一本書，準備翻翻看。雖然明知道自己並不能看進去。他讓秘書給找來了一堆《領導科學基礎》，《產業社會學》，《管理科學講話》，《第四次浪潮》等，現在當領導沒有一套新名詞、新理論，底下幹部就會覺得你沒水平。但他怎麼也記不住，看著索然無味。記不住，索性不記。馬克思主義不搞那套虛花活兒，這麼多年，他什麼書也沒看，還不是照樣當他的市委書記。現在，他翻翻，不過是閑得無事可干。

　　「現在該到休息時間了，不許您看書。」小護士大眼睛一閃，輕輕地把書奪下來。

　　「噢？小傢伙，挺嚴厲么。」他笑著望望這位新接班的小姑娘，忽然覺得她很像一個人。

　　年輕姑娘靦腆地一笑，兩腮露出一對惹人喜歡的酒窩。「請您原諒，這是我的職責。」

　　「對對。你應該管，現在我是你的病人嘛。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十八歲。」小護士說，又隨回問道，「高書記，您常在我們這裡住院吧？」

　　「這只是第二次，第一次還是剛解放的時候……」

　　高伯年突然住了口，他記憶中的什麼東西復甦了，是的，這個小護士像的那個人，正是年輕時候的沈萍，他的妻子。

　　當年他第一次見到沈萍時，她也正是十八歲。

　　他不過是因為一個小小的手術，切除扁桃腺，住進了醫院。刀口感染了，讓他在醫院內耽擱了一個多月。就是這短短的一個月，沈萍，一個潑辣、開朗的年輕護士闖進了他的生活。

　　她崇拜革命，崇拜解放軍，崇拜炮火連天的戰場，崇拜年輕的老布爾什維克。她告訴他，她十五歲就參加了地下民青組織，負責監視護士學校的反動校長———她的姨媽。他也給她講了很多事情：他是怎麼參的軍、入的黨，怎樣在執行偵察任務時九死一生，俘獲敵人一個副團長。他和她在一起，兩個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

　　他迷上了這個一笑一對酒窩的圓臉姑娘。為了她，他拋棄了自己的結髮妻子，那個為他生了兒子的粗手粗腳的年輕媳婦。

　　媳婦過門的時候，才是個十五歲蔫巴巴的小妞兒。鄉親們鬧完洞房散了，她卻開始掉淚。吹了燈，他把她抱進被窩，她的身子像篩糠似的抖個不停，雙手死命地護著自己。他動了蠻，她才鬆手，低聲抽泣著，一聲聲地叫著「娘」。他心裡憋著火。十八歲的壯小夥子被自個兒的媳婦看成一隻狼，他好窩火。沒過幾天，他就跑去參了軍，丟下媳婦，背著爹媽，拔腿跟著隊伍走了。在部隊，整天打仗，行軍，鑽高粱地，沒工夫想家。直到四七年，他的部隊路過自己村子，他順便回家看看，才發現自個兒的媳婦已經變了個人。人長得高大豐滿了，兩頰紅潤潤的。不僅長相變了，連舉止、說話的嗓門兒都變了。爹告訴他，他媳婦現今是村婦女主任，已入了黨。

　　怪不得，他想，對她有了幾分好感。

　　晚上，她早早把炕頭燒熱，不住地催：「爹，他累了，娘，明早他還要跟隊伍趕路呢。」

　　他跟她走進她住的西廂房，被窩早焐好了。她回身把門閂插上，自個兒竟先自把衣裳脫個精光，裸著身子鑽進被窩，火辣辣地招呼他。

　　「不哭啦？」這三年，他很少想起她，想起她就是那副可憐巴巴的哭模樣。

　　她緊緊地摟住他：「那時我小，不懂事，你別老記恨，你走後，人家心裡好悔，早盼著你回來……」

　　這次分手後，他開始常常想到她。想到她，就覺得她很辣，辣得使他心裡發慌。他盼著早一點打完仗，回去守著她。

　　一年後，一次執行任務回來，團長對他說：「快去看看，你老婆追你來了。」

　　她躺在部隊臨時衛生所的土坯房裡，腿上纏著厚厚的繃帶。她是帶著支前隊給部隊送糧食來的，打聽到他的隊伍就離她七十里地，便隻身一人找來了。到了那兒才知隊伍又走了。她就追，一直追了一百二十里。路上碰上了一支敗退的蔣匪軍，莊稼地光了，無處躺，她就趴在道邊的河溝里。天黑下來，疲憊不堪的國民黨軍也停下休息。她悄悄摸上公路，從一個個打著鼾的兵堆里溜過去，不小心手裡包著十個咸雞蛋的小包袱掉在地上，她在地上摸，雞蛋是給自個兒男人的，身邊帶了半個月，說啥也不能丟給這群敵人吃。摸著摸著摸著了一個鐵傢伙，機槍！一挺歪把子輕機槍，不知哪來一股子膽兒，她抱起機槍就跑，跑下公路向大野地里奔。放哨的敵人發現了動靜，拿槍掃，噼里啪啦一陣槍響，她伏在地上，大氣不敢出。敵人是打了敗仗撤下來的，不敢輕易追，見野地里沒動靜，便慌忙集合繼續撤。敵人隊伍走遠了，她覺出腿發軟，一動彈才知受了傷。她撕下袖子裹上腿，拖著機槍，一瘸一拐往前挪，幸虧不遠村子裡碰上了他的部隊的偵察排，排長楊德和問明她是高營長的老婆，找副擔架把她抬了回來。

　　「不要命了？」他又氣又心疼，忍不住埋怨她，「革命快勝利了，要保重自個兒，迎接解放。」他當了營長，學了文化，水平高多了，說話也變得文縐縐的。

　　「可惜了那十個咸雞蛋了。」她說，笑了。

　　「別再干這種傻事了，多危險！」

　　「一年不見了，怪想的，離得不遠，就找來了。」

　　不遠？不吃不喝不睡的，一個女人靠兩條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

　　「有間空屋嗎？」天黑了，她小聲對他說，「我不睡這兒，這人太多。」

　　「你想幹啥？剛把彈頭取出來，不能輕易動，免得落毛病。」

　　「我想生個娃兒，」她對著他耳邊說，「上次沒種上，我這次就為這來的。」熱氣呵得他耳根痒痒的。

　　「胡鬧，在部隊怎麼能搞這，現在大敵當前，你這黨員連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聲嚴厲地批評她，看她一臉委屈，又柔和地勸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萬一犧牲了，要孩子幹啥？」

　　「就因為打仗，就因為咱是黨員，才該有個孩子，有革命後代，萬一你有個好歹，還有孩子為你報仇，跟我做伴。」

　　他不再反對，就在那天夜裡他們有了大兒子高原。

　　轉天部隊出發了，楊元珍被擔架送到附近老鄉家養傷。

　　再與老婆見面是解放後了。他進了城，整天忙著接管工作和民房修蓋，廠房翻蓋，根本沒工夫回家，五二年她來看他，把已經三歲的兒子帶了來，進了市委幼兒園。沒住幾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慣，二是惦著鄉下地里那點子活兒，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婦結婚八九年，總共在一塊兒的時間也不到一個月，分開的時間比在一起的時間不知多多少倍。她來了，他覺得日子挺熱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現，使她在他的印象里變淡漠了。在一股風裡，他與媳婦辦了離婚。

　　他把自己的離婚決定和結婚打算告訴沈萍的時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陣令人銷魂的吻，這個吻抵消了他內心的不安，那個媳婦從來不會給他這種感覺，只會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個種兒」。

　　與沈萍婚前的戀愛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後來無休無止的爭吵沖得毫無蹤影，高伯年想起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現在的年輕人都以為只有他們才有愛情，殊不知他們的父母年輕時也有自己的羅曼史，也曾著魔地、痴迷地愛過。只不過，有的愛開出了幸福的花兒，有的愛結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護士：「小同志，談戀愛了嗎？」

　　小護士羞赧地搖搖頭：「沒有，我還小。」

　　高伯年讚許地點點頭：「好，十八歲還很年輕，要趁年輕的時候多學點知識，國家提倡晚婚，這對你們成長有好處，工作干好了，有好小夥子找你的。」

　　小護士紅臉笑了，一對淺淺的笑窩十分可愛，端著葯盤走了。

　　高伯年望著她的背影，十分感慨。時間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並沒有意識到時間的流逝，到了醫院，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六十歲的人了。沈萍臉上那對酒窩伴隨著她那讓人心悅的微笑的消失，變成了細長的兩道皺紋。她有了脾氣，會發號施令，會大打出手。她不再崇拜他，反而總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板，無能。

　　那一個呢，如果活著也是近六十的人了。離婚後不久，父母相繼病故，他請假回村裡奔喪，才知道她早就帶著個剛滿月的孩子走了。走到哪裡去了？沒人知道。他沒有理由去打聽她的去處和選擇，他感到深深的內疚，因為他竟然對自己又一次做了父親而渾然不知。一個女人心中裝著一張離婚判決書去分娩，那多痛苦。還有那個兒子，落地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為著與自己生父的離別。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張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裡去找？

　　當然他愧對的不僅僅是她，還有另外一個女人。機關保健室的醫生。人很年輕。五七年她與右派丈夫離了婚，一個人生活很苦悶。於是她給副市長檢查身體時，有時也順便述說一下自己的孤獨。當時，他正被沈萍的吵鬧弄得萬般無奈，不知是出自對沈萍的報復，還是為了彌補感情生活的空虛，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醫生的手。那女人分明對他的舉動感到驚慌，眼神像一隻被驚嚇的小鹿，但她順從了。也許依從僅僅是為了換取一種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護。她懷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們並沒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門而入的沈萍捉住。沈萍不依不饒，大吵大鬧，而高伯年和女醫生都懼怕醜事張揚，便答應沈萍，兩人永遠分開。半年後，女醫生報名支援了西藏，從此再沒見面，甚至沒通過一封信。

　　這些回憶對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開、又無法解除的痛苦。除了沈萍在吵架時向他亮一下這張王牌，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無法向別人去訴說，求得理解。能理解的只有他自己。他認為自己不是陳世美，道德也不敗壞，他的一切過失無非來自一種需要。自己本質是無產階級的，但對這需要是屬於哪個階級世界觀的範疇，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說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維方向盤。但有一點，他是明確的，他的過失與女兒高婕的那種毫不負責的性解放有著原則的區別，與糟蹋他女兒的那個畜生的行為完全是兩回事。他起碼還知道自己的行為不體面，知道要對組織負責不敢放縱。而現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浸染，毫不知恥地去搞什麼「性拍賣」，而被拍賣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兒。儘管張義民能原諒高婕，但作為父親，每當他想起這件事，總是忿忿然，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有兒子，只有上前線的高原，讀研究生的高地，他會輕鬆得多。偏偏就這麼一個女兒，讓他操心、擔心、痛心。

　　「高書記，外邊市政府的張處長要求見您。」那個新來的小護士又進來說。

　　「讓他進來吧。」他坐到沙發上。

　　張義民每天必來，像他過去每天到高家去一樣，而且每次來都要帶些適合高伯年口味的食品來，餃子啦、棗發糕啦，有一次他居然帶了一飯盒城市中罕見的蕎麥，叫高伯年胃口大開，他已經多少年沒吃過家鄉的了。張義民像鑽到了他的心裡，對他的好惡一清二楚。高伯年是清廉的「官兒」，平時在機關連一張電影票都決不沾公家的光，更反感一些人請客送禮的壞作風。但對張義民，他一點不反感，這孩子細心，貼心。政治上他越來越感到張義民是自己最可靠的幹部，生活上，張義民是最知冷知熱懂事兒的孩子。他這次病，大兒子不在身邊，二兒子忙著搞一個什麼論文只來看他一次，女兒更好，來都沒來，只打了個電話。惟獨這位未來的女婿，天天看他，這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您今天感覺怎麼樣？」張義民在高伯年旁邊的沙發上坐下，從提包里拿出一個大口保溫瓶；一個小飯盒。

　　「還是那個樣子，今天你又給我帶來了什麼消息？」高伯年馬上就問到他最關切的問題。

　　張義民當然知道高伯年的「消息」是指的什麼。「政府常務會把方案定下來了，普店街列進去了，環線從普店街中間插過……」他止住話題，打開保溫瓶。

　　高伯年未置可否地聽著，接過張義民遞給他的勺子和冒著熱氣的菜粥，這是一種青菜、玉米面和碎麵條煮成的鹹粥，最合他意的。他吸了一口粥，才問道：「普店街的居民怎麼樣？」

　　「計劃搬遷到幸福里居民住宅區。」

　　「噢。」高伯年答應著，便不再說話，一口接一口地喝粥。當著張義民的面他不想多評論。關於道路工程改造方案，他不表示任何態度。不參與是一種確定的態度，想了解其中的情況，又是一種心情。矛盾嗎？世上萬物都是統一的矛盾體。

　　「政府常務會上，確定由我協助柳副市長負責整個工程沿線的搬遷工作，您看……」

　　「你自己怎麼表的態？」

　　「我不能不領命。」

　　高伯年又埋頭喝粥，他思忖了兩個來回，道路工程改造中，搬遷是一大難關，閻鴻喚派張義民去干，是什麼意思？

　　「您若是不同意，我就……」張義民觀察著高伯年的臉色。

　　「不，已經答應的事不要反悔。義民，你記住我這句話，一個黨員，一個國家幹部，特別是像你這樣的青年幹部，特別要注意聽從上級的安排，干工作不要帶個人好惡。你了解我對方案的一些意見，這些意見只供你干工作時去思考，而不能成為你傾向性的感情。既然市長讓你去擔負這項工作，就說明上級需要你去做這項工作，就不要推卸。事情做錯了，由決策人負責，而你沒幹好，就該由你負責，懂嗎？」

　　「您的教導很對，我明白。」

　　「光明白還不行。搬遷工作是個很複雜的工作，當初市政府之所以沒有解決普店街的問題，很大程度考慮在搬遷上。這個工作政策性很強，原則性也很強。在工作中除了服從之外，還需要糾偏，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糾正和減少整體決策的錯誤。」

　　「我懂了。」

　　張義民聽了高伯年這番話，漂浮著的心抓住了一根纜繩。高伯年的態度和反應給他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空隙，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在這種空隙中生存，並做出進一步的選擇。

　　「沈阿姨今天來過了嗎？」

　　「上午來的，我告她不要來。她有她的工作，我又沒有什麼危險。這裡有醫生、護士。就是高婕這孩子不懂事，一次也沒來過。」高伯年有意把話題引向高婕。

　　「高婕去外地演出了，沈阿婕沒告訴您？」

　　「什麼？演出去了？不好好休息，怎麼又走了？」高伯年一聽心裡又有些冒火，流產手術剛十五六天，父親住在醫院裡，就又跑到外面演出。

　　張義民低頭搓著手，神色沮喪地說：「我勸過了，她根本不聽，今天早上給我打了個電話，在火車站打的，倒是關照我多照顧您。」

　　晚了，高婕這孩子變成這樣一個孩子，都怪當初自己培養她朝文藝方面發展。文藝這個圈子是個大染缸，多麼好的孩子進去也得變色，高伯年懊悔地長吁了一口氣，閉眼靠在沙發上，自己真是老了，說了這麼點兒話，就又疲乏得不行。

　　二

　　高婕走了。在家裡她一刻也不能繼續養下去了，她是去找他。

　　在火車站，二哥高地追上了妹妹。高地一點兒也不像他的父母，從長相到性格。他是家裡惟一的圓臉，小眼睛，小個，戴著副近視鏡，典型一個白面書生。他比高婕大三歲，可高婕從不把他當哥哥看。他太軟弱，太老實了，不僅沒有一點兒幹部子弟的風度，連個男人的氣質也沒有。他膽小，說話緊緊張張，結結巴巴，一句話半天也說不清楚。難怪父親看不上他，彷彿家裡根本沒有他這麼個兒子存在，母親也不喜歡他。高婕是家裡惟一一個對高地好的人，但她又聲明，這只是由於她同情弱者。她像媽媽一樣，也常毫無顧忌地把火撒到他頭上，而他就像一隻獃頭鵝，眯著眼，毫無反應地聽著，沒有半點委屈和不滿，最後還用幾句斷斷續續聽不明白的話來寬慰妹妹。

　　高婕常數落高地：「你怎麼不學學大哥，那才是堂堂的男子漢，就是徐援朝，討厭雖討厭，可也敢狂一下，你呢，窩窩囊囊，不言不語的還不如個姑娘。」

　　高地對妹妹的話總是報之一笑，從不反駁。

　　數落歸數落，高婕心底里還是挺佩服二哥的，她佩服的是二哥的學識而不是性格。

　　高地是高家惟一的知識分子，名牌大學畢業，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碩士生畢業後，他又報考了出國博士生，考試結果，他和一個同窗形成最后角逐的局面。大家都以為留學生的名額非他莫屬，因為他是高伯年的兒子。但結果出人意料，那個同學走了。沈萍給這次落選做了個結論，「後門」優勢。出國留學，對目前大學生的吸引力太大了，哪個肯在機會、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甘心敗北呢？那個同學認為自己的對手是高伯年的兒子，一定加倍動用了各種關係和力量，包括使用經濟報償的手段。否則不會戰勝高地的優勢。而高地的優勢在哪兒？父親是市委書記，但市委書記沒發一句話。沈萍以為有丈夫管，一切可以放心，可丈夫卻根本沒辦。結果公布了，沈萍一逼問丈夫，才知道他連問一下都沒問，沈萍要是知道丈夫不管，她管一管也不至於落這麼個結局。大學校長的級別和市委書記一樣高，你不發話，人家怎麼會把照顧主動送上門來！

　　「小婕，你怎麼……怎麼不打招呼……和媽媽打聲招呼……爸爸住院……你身體行嗎？你就走！」高地氣喘吁吁的，拽住高婕。火車站候車室人很多，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妹妹。

　　「我給媽媽留了條兒。」高婕望望二哥頭上的汗，怪可憐他。

　　「我見了條……你沒任務，想不開……就走，你騙媽媽。」

　　高婕笑了：「看你挺傻的，看問題還挺准，到底是研究生。對，你說得很對，就是這麼回事，我想去找他，你可別告訴爸爸，免得把他氣出個好歹來。」

　　「你，你很喜歡他嗎？」

　　「誰？」

　　「那個歌唱家……可他，他真心喜歡你嗎？」

　　「你操心操得太多了，碩士先生，這要影響你的學業，不管他愛不愛我，我愛他，我不願壓抑自己的感情，可惜你是搞數學的，不是搞心理學的，理解不了我。」

　　「我不理解，……你不該這樣，這樣要出事的……不光彩。」

　　「我勸你關心關心自己，我真擔心像你這樣，不會有姑娘來找你。」

　　高地的臉紅了。他是想來說服妹妹的，如果能夠彼此在心裡對話，也許能說服她，可惜，人的語言需要經過嘴來表達，因此，他難以說服妹妹了。

　　「這樣做對不起人……對不起義民……你不應該對不起人。」

　　「有什麼對不起的？他對得起我嗎？他對得起的只是爸爸，如果讓他在爸爸和我之間選擇，他肯定選擇爸爸。」

　　「不。」高地極力想說明自己是對的，又沒有有力的佐證，「人家天天來，為的什麼？他，他是不好意思，才，才和爸爸聊天的。」

　　「你沒注意到他的行動軌跡嗎？爸爸在家，他天天來，爸爸在醫院，他就天天到醫院，爸爸有一天沒有了，他也許就會在我們家銷聲匿跡。」

　　「不，怎麼會這樣？」

　　高婕看看錶，又瞧瞧哥哥：「好吧，我給他打個電話，讓他一起陪我到南方轉轉。看他是否真心，怎樣？」

　　她說完，真的拉高地一起到公用電話亭給張義民打了個電話。「喂，張義民嗎？……我在火車站，本人就要坐火車走了，……不，是出去轉轉……知道，知道，處長的工作一定很忙的，但你畢竟還有時間去醫院，對，市委書記住院嘛，……當然可以理解，不過你應該再給我爸爸申請一份市長工資……玩笑？……好了，我是在電話亭打電話，話說得太多，後邊排隊的人有意見，別解釋了。我只想問你一件事……能不能陪我去趟上海？……怎麼是胡鬧呢？」高婕笑著看看高地，「你應該跟我去，必要時候可以決鬥呵……哈，你真聰明，讓你猜中了……好了，你認為現在我能覺悟嗎？……也許你是正確的。這以後再討論吧，請你告訴我父親，我是出差演出……當然要你告訴，這不就顯得你什麼情況都知道了嗎？他高興了會把你安插到安全局去當局長。再見。」

　　高婕放下電話，笑著望望在一旁無可奈何的二哥：「怎麼樣？我沒說錯吧？」

　　她沒聽從二哥的勸說，還是坐上了南去的列車。

　　在又擠又髒的硬席座上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高婕坐了下來。自己在二哥眼裡是不是顯得太玩世不恭了？高地可是個認真謹慎的人。規矩得不管是別人劃的圈兒，還是自己劃的圈，都能把他圈住。張義民不像二哥，他有心計，是屬於那種劃圈兒引著別人往裡跳的人。他居然能忍受她這種玩世不恭的行為，正是這種忍讓讓她覺著自己與他的距離越來越遠。對付這種衣冠楚楚、冠冕堂皇的偽君子，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他的內衣里撒上一把麥芒，使他疼癢不止，露出並不那麼神聖、文雅的姿態。當然，他也有他的吸引力，否則她連理也不會理他。

　　黃炯輝不虛偽，他與張義民截然不同。他是真愛她的，第一次他看見她，眼神中就閃出一種火辣辣的光彩，這光彩一直追蹤著她，從賓館的餐廳一直到舞台。他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她心裡發痛，一種使人感到眩暈，感到幸福的痛感。這是她從未體驗過的一種感覺。黃炯輝是全國知名度很高的青年作曲家和歌唱家，他在音樂藝術和聲樂上的造詣，使同行們妒嫉、嘆服。他其實已經四十二歲了，但仍是那麼年輕洒脫，風度翩翩。他一舉手，一投足都有一種特殊的風度，十足的紳士風度。他對她彬彬有禮而不失殷勤，替她開門，掀簾，脫大衣；他殷勤又十分得體，總與她保持著一段距離，這使他反而更有魅力。

　　一次演出後的小宴上，他舉著酒杯走到她面前，對她說：「你太美了，以致使我覺得，看上你一眼都是人生的莫大享受。」

　　她為他的讚美陶醉了，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他。

　　她與他好了。

　　那些日子，她快樂極了，誰也沒給過她這麼多的快樂。參加完上海的組合演出，他又邀她一起到南京、武漢、天津、瀋陽去參加演出。人家是請他，他卻把邀請她作為自己應邀的條件。他為她創作了幾首歌，教她如何唱這幾首歌，於是所到之處，很多觀眾為她傾倒。每次演出之後，他們就廝守在一起，她覺著，離開了熱情的觀眾，世界上就只有她和他兩個人。

　　他從沒問過她的家庭，父親是誰，他愛的是她本人。他告訴她，他有妻子，有一個過去苗條現在發了福的妻子，和兩個長得像他，又沒有他那樣音樂天資的女兒。

　　她不在乎這個，只要他愛她，其他的全與她無關。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他。

　　她懷孕了。她給他寫了一封信，不知道該不該留下這個孩子。她捨不得這個小生命，這畢竟是她與他愛的結晶，可她這樣的身份，又如何能養孩子？

　　黃炯輝很快回了信：「打掉。除了愛和藝術，我們什麼也不要。」只有短短的幾個字。幾天之後，她又收到了他匯來的兩千元匯款。附言寫著：補養補養。

　　硬席車廂香煙的濃霧，嗆人嗓子，加上乘客們身上的各種各樣的汗臭、體臭，以及攜帶的各種物品的氣味混雜在一起，簡直無法讓她呼吸。她忍耐著，希望等到下一個大站，等到卧鋪的空位子。

　　她心太急，不然晚走幾天，可以買到卧鋪票。整整十五天時間。手術後，她人在家休息，心早飛到了上海。那個熟悉的大夫替她開了一個月的假，這剩下的時間，她都要給他。在家的半個月，她度日如年，父母的責怪，張義民的「大度」規勸，二哥吞吞吐吐的關心，加上對他的切切思念，她每天都像生活在煉獄裡，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過的軟弱，軟弱得禁不住十五天的消磨。只要早一天能見到黃炯輝，她什麼都能忍受。

　　但這車上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她身邊是位三十多歲的男人。穿著時髦，西服筆挺，燙著一頭爆炸式小捲毛。別看他衣著講究，料子是上等的，卻帶著一種說不出的俗氣。這麼熱的天，他竟然捂著西服捨不得脫下來，弄得身上一股股汗臭朝她陣陣襲來。

　　「你這一趟，賺多少錢？」對面的那個戴眼鏡的乘客好奇地問「西服」。乘客們閑極無聊，靠聊天熬時辰。看來「西服」是個跑買賣的個體戶。

　　「除去路費、住宿費、飯費，多則也就落個四五千，少了也有一千多。」個體戶回答。

　　「嚯，比我一年的工資加獎金還要多出幾倍。」「眼鏡」讚歎著，露出羨慕的神色。

　　「您在哪兒工作？」個體戶問。

　　「科技情報所，我們向客戶提供的科技信息，使很多農民都成了萬元戶，可我們仍然是兩袖清風，袋裡沒錢。」

　　現在各行各業的人都在討論著錢。為錢才去乾的，干出錢來的，幹了也賺不來錢的，不幹卻能照樣拿錢的，辛勤一生也成不了萬元戶的，身不動、膀不搖幾十萬遺產從天而降的……錢，錢，錢，誰也不再羞於談賺錢。為錢而興奮，而苦惱，而不顧一切，甚至失去人的尊嚴。錢從什麼時候具有如此大的魔力？按勞分配是最公正的分配原則。但有的人應該得卻得不到，而不該得那麼多的卻輕而易舉地得到很多。

　　高婕從來沒有為錢犯過愁。從小她生活優越，現在錢，在她也來得容易，跟黃炯輝去演出，住高級賓館，頓頓吃宴席，各種名目的紀念品，還有，每場得到數目相當的演出費，一個月下來，她就拿到了三千元。她從沒計算過得到的報酬與付出的勞動是否相符，反正別人也拿那麼多，而且是主辦單位定的標準。得到多少錢，她從來不數，隨便簽個字就揣進提包里，她心裡只有他。

　　「什麼信息能使農民成了萬元戶？」個體戶對「眼鏡」的話十分感興趣。

　　「很多哪，人工養貂，人工養珍珠，人工養蝦……」「眼鏡」隨口舉出一連串的例子，「不光在農村，就是城市，致富途徑也很多的。比如……」

　　「等等，」個體戶做了個制止的手勢，又看看周圍，「您看這硬座坐著多憋屈，咱哥倆包間軟卧，一塊好好聊聊，您不是到終點站嗎？咱們一道。」

　　「這，我們單位可不給報銷軟卧，再說，也夠難找的，沒卧鋪票。」

　　「沒問題，瞧我的。」個體戶站起身，「單位不報有啥？我包了。」

　　「不，不……」「眼鏡」急忙阻止，但個體戶已經離座走了，走得不管不顧，把高婕的白裙子扯了一下。

　　「真是的。」高婕不滿地皺皺眉頭。

　　「哦，對不起。」「眼鏡」忙道歉，倒像是他扯了高婕的裙子。高婕不覺有點好笑，這又是一個二哥型的人，不過會發幾句牢騷，做不出什麼出格的事兒來。

　　不一會兒，個體戶返轉來，拉著「眼鏡」去了軟卧，高婕看他們走了，心裡一陣輕鬆，又一陣不快。憑什麼這個體戶會這樣輕而易舉地弄到卧鋪票，因為他有錢又有手段嗎？她不由得有點委屈。

　　又熬了難過的幾個小時，她終於等上了卧鋪，硬卧。

　　她的卧鋪票是中鋪。這兒人少，空氣要比硬席車廂里好得多。

　　「你是高婕吧？」下鋪的姑娘盯著她。

　　「你怎麼認識我？你是誰？」高婕打量著這姑娘，一頭流行的披肩發，臉上化了淡妝，眉毛被描成一條弧線，嘴唇塗著唇膏，豐滿而有性感。穿一條白色的牛仔褲，配一件西洋紅的滌絲襯衫，裸露的雪白的脖頸上戴著一條精巧的金項鏈。是個十分俏麗的姑娘。

　　「誰能不認識你哪，歌舞團的新秀，高伯年的千金。我叫羅曉維，唱通俗歌曲的。呶，這些都是我的同路人。」

　　羅曉維指指對面鋪上三個燙著捲髮的小夥子。

　　高婕聽過這個名字。羅曉維，在歌迷心目中是紅歌星，她見過大街上賣羅曉維的磁帶，挺走俏。只不過她一直不屑與這些只會唱流行歌曲的人為伍，從沒和他們打過交道。

　　「你們這是去演出？」高婕漫不經心地問。

　　「當然。我們很少有閑著的時候。不像你的歌舞團吃國家俸祿，一年演出幾場就算完成了任務。我們得去奔命，一個合同接一個，趁著流行歌曲走紅，狠狠地撈點兒，將來人和歌都變得不值錢時，也能對付著活著。」

　　「你們去哪兒演出？」

　　「杭州，然後蘇州、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羅曉維一口氣報了一長串城市。

　　「看樣子半年下去了。」

　　「不，半個月，還得趕回來去北京灌磁帶。我們演出可不如你們愜意，都是幾個城市來回趕場，要是機票方便，一天照著兩三場來，不對付它點像樣的數兒，對得起自個兒嗎？」

　　「對不起，我想休息一會兒，剛才太累了。羅曉維，剛才這個鋪位睡的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放心吧，挺乾淨的。」

　　高婕長吁了一口氣，爬到自己的鋪位，躺下，腿伸開，真是舒服極了。

　　羅曉維卻站起身，扒看她的鋪位，小聲地問：「你這是出公差？」

　　「不是，我去看一個朋友。」

　　「朋友？」羅曉維眨眨眼睛，「喂，你那個男朋友可真夠帥的。」

　　「誰？」高婕雖然對自己的事並不在乎別人說她什麼，但還是吃了一驚，難道她與黃炯輝的事已廣為傳播了？真討厭。

　　「別保密了，張義民呀，看來，你一生的命運要伴隨著當官的活著了，官小姐，官太太，挺福氣。」

　　高婕鬆了一口氣：「算了吧，他算什麼男朋友。你認識他？」

　　「當然，才貌雙全嘛。我們還一起跳過舞呢，咦，你可別吃醋。」

　　高婕笑笑：「他還會跳舞？」

　　「喲，你別裝了，他跳得這麼好，一定是你教的。」

　　高婕不想解釋，談論張義民，這個話題太乏味了，便隨口問：「你們怎麼認識的？」

　　「在徐援朝家。」

　　徐援朝家。這麼說羅曉維和張義民都同徐援朝有過來往，而且還一起跳過舞？高婕頓時對羅曉維產生了一種厭惡感，她討厭徐援朝，也討厭徐援朝的朋友。

　　徐援朝本是大哥高原的低班同學，一起插隊，一塊參軍，她從小把徐援朝當哥哥看待。大哥留在部隊提了干，徐援朝轉業回地方。回來時，他帶回一個穿軍裝的姑娘。不久，徐家為兒子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新娘蜜月後回部隊了。徐援朝便常到高家來玩，與高婕海闊天空地神聊。高婕對他沒有了小時候的崇拜感，她覺得他變了，變得好吹牛，但也沒有惡感，畢竟他是哥哥的同學，和自己一個院里長大的。但有一天，徐援朝突然把她抱住了，不顧她的掙扎，硬要吻她，她感到噁心，給了他一記重重的耳光。從此，徐援朝再也不登高家門，高婕也不願意想起這個人，甚至不願聽別人提到這個名字。

　　「別說了，真的別說了。我要睡覺了，別跟我再提到這個名字。」高婕有些火了。

　　羅曉維瞥了高婕一眼。不許提誰的名字？張義民？……啊，她一定是與張義民鬧彆扭了。羅曉維有點幸災樂禍。

　　高婕閉上眼，車廂輕輕晃動著，她真有些困了。好好睡一覺，去見他，總不能一臉憔悴。她要維護自己的美，因為他是美的。